低空飞行者（创作谈）

　　低空飞行者(创作谈)

　　吴刘维

　　一

　　年轻的时候，是文学改变了我的命运。

　　从湘潭师专中文科毕业，分配到老家攸县酒埠江镇上的县三中教语文，那年不足二十岁，看似木讷老实，内心却是狂放不羁。有回上公开课，空行里坐满学校大大小小的领导，整堂课我只说了一句话，“同学们，这节课自习。”下课铃响后，校长提着凳子黑着脸，气冲冲地率先出了教室。高考前的最后一堂语文辅导课，我跟学生讲“渔夫的故事”(渔夫打完够一天吃的鱼，躺在河边晒太阳，记者动员他去打更多的鱼，赚更多的钱，然后买上打渔船，创办鱼品加工厂之类的，“最后呢”，渔夫问，记者答，最后你什么都不用做，只需躺在河边晒太阳，渔夫说，我现在不是已经做到了嘛?就这个)，故事讲完，七名学生放弃高考。如此离经叛道、误人子弟的老师，不被开除，算是便宜了他。我被发配到全县最偏远的兰村乡中学。而该中学，拒收我，因为乡镇的教育经费包干，多一个人，便多出一份开支。我只得与他们签订停薪留职协议，成为全县头一个停薪留职的教师。之后回到酒埠江镇，开过婚姻介绍所，在汽车站摆过书摊，在水库里打过鱼(真成了一名渔夫)，用以维持生计。要不是参加工作以来，陆续在全国一些文学刊物上发表小说，五年后幸运地调入县文化馆做文学专干，不定我会成为一个长期混迹底层的无业游民。

　　相比学校，文化馆是个宽松自由的地方，比较适合我这种歪脖子性格的人生长。但后来，因为我写的一篇小说，无意中又冒犯了单位领导。这篇小说写的是，县文化馆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的生存窘境。小说尚未发表，手稿便被同事偷偷拿去，给新任馆长看了。新馆长很生气，认为我在影射他工作的不力。新馆长和县三中那位老校长，都长着一脸络腮胡，生起气来，仿佛全身长满胡子，令人心惊胆怯。看来文化馆是呆不下去了。所幸在文化馆工作的这五年，连续获得两届湖南文学新秀奖，经省刊编辑老师的力荐，调入团省委做团刊编辑。

　　还好，团省委书记白白净净，脸上没长络腮胡。却不料得罪了他的后任。后任书记是个女的。依照惯例，每年五四青年节前，团省委都要评选“全省十大杰出青年”，那年的入选对象，其中有个，凤凰县腊尔山希望小学的民办教师，单位派我去考察她的，到了五四节颁奖的时候，有人举报她生有二胎，节骨眼上冒出这事，女书记想不发火都不行，当即取消这名民办教师的获奖资格，叫停所有媒体的宣传——号称“十大”，却只有九人，还怎么宣传?同时追究失职者的责任。一问，是我去考察的，棍子自然要落在我头上。而我当时，之所以将实情隐瞒不报，一来很敬佩也很同情这名民办教师，她做了十几年的“孩子王”，月工资最高的时候，不过几十元，却大部分花在学生身上，自己一直过得很清苦，这次要是能评上“十杰”，可以转为公办教师，无疑是对她多年付出的一种回报，她今后的人生，也因此有了保障和改善，二来据我所知，有允许少数民族生育二胎的政策。这回，文学没能救我(打从调进省城后，我就离开了文学)，而是文学单位救了我。我从团省委，调入省作协。后来又调入省社科院。

　　参加工作三十年，先后换了六个单位，我感觉自己一直游离在单位之外，游离在各种圈子之外，就像一粒飘浮的尘埃，一只低空飞行的孤雁。

　　二

　　停笔近二十年，重新回归文学后，我在创作上也试图做一名低空飞行者。

　　当下流行的小说创作模式中，有两种较为突出。一种是，传统作家的“贴地爬行”，它以写实取胜，真实地还原生活，再现生活的精彩，烟火味极浓，市井气十足，让读者看着亲切，容易产生共鸣;一种是，网络写手的“高空飞翔”，它以想象取胜，用文字构建一个跟现实生活截然不同的世界，充满神奇和梦幻的色彩，给读者带来全新的感受与体验。但前者，一来因交通堵塞，行走缓慢，作者难以快捷地到达目的地，二来因生活本身足够精彩和荒唐，作品容易让人产生疲乏感;后者则离地面太远，不近人间烟火，过于虚幻。而我所实践的“低空飞行”，介于两者之间，它既关注现实生活，又强调想象能力，我将它定位为：百分之八十的当下生活，加上百分之二十的想象。

　　每一次“低空飞行”，对我而言，都是一场探索和冒险。

　　首先，你得在现实生活中，努力捕捉和寻找一个“起飞点”。我要求这个“点”，必须是别人的小说中不曾有过的，并且尽量做到，每次“起飞点”都在不同的地方。

　　中篇《天堂无窑》的“点”，是我二叔说过的一句话。当时我二叔的两个孩子正在念大学，为了缴纳他们的高额费用，我二叔拖着羸弱的身子去下窑，他跟我说：“我恨不得被砸死在窑里，拿赔偿金来供细孩念书。”这句话像是一声惊雷，在我心里轰隆作响。我从这句话出发，虚构了一个精明的“三叔”，他为了获得三十五万元的赔偿金，非常巧妙和智慧地设计了一场“矿难”。

　　中篇《我岳父就这样老了》的“点”，是一张老年证。那年我岳父六十岁，离办理老年证的年龄，还差五岁，我妹妹利用“工作之便”，提前给他办了张老年证。我岳父原本高大英武，穿戴整洁，但他在佩带老年证乘坐公交车的时候，为了不让司机识破自己的真实年龄，便事先将自己全身上下，弄得皱皱巴巴的，一下子老去十岁。

　　今年完成的一个中篇，《我是个胃口很小的人》，它的“点”是一只乌龟，也跟我岳父有关。我岳父退休后，从株洲来长沙住，因为我家的住处靠近湘江，他便经常去江边观看钓鱼，后来他专门添置了一副行头，也去江边钓鱼，在这之前，他从没钓过鱼，不料一开钓，便钓上来一只乌龟，全家在惊喜之余，发现龟背上刻有文字，隐约是一个人的姓名、生日、住址什么的，我们便重新把它放回河中。由此，我展开联想。假设这座城市，自建城以来，每死一个人，便将死者的姓名住址及生卒时辰，刻在一只乌龟的背上，再将乌龟放生在河中，试想这河里现在该有多少只乌龟呀?再假设，这座城市吃喝风十分盛行，当他们把该吃的全都吃光后，就剩这满河的乌龟了，他们于是张开胃口，开始吃着这些刻着他们先人名字的乌龟。

　　中篇《送雪回家》的“点”，是一则新闻。媒体报道，广西一个青年，来湖南凤凰旅游，正赶上下雪，他便滚了一个雪球，用棉衣包裹好，乘火车将它带回了家。由此我虚构，在三亚有位病危的老人，一辈子没看过雪，只想在离世前看上一眼，便在网上发出求助帖，北方的一个男青年看见这帖子后，专程将一箱雪送往三亚。

　　其次，“低空飞行”的难度在于，既要着眼于地面，又要展开想象的翅膀。它对航线和速度的选择，虽说相对于“贴地爬行”更为主动，但选择的机会越多，你越发感到为难。

　　写好一个三万字左右的中篇，我可能要花上三至四个月的时间。除了生性笨拙，三个方面耗尽了我的心力，一是想象，二是想象的落地，三是语言。

　　中篇《有人落水》，开头一句便是“我死了，我的狗还活着”，接下来的三万多字，讲述“我”死后灵魂的际遇，以及“我”对生前的追忆。看过这篇小说的人，大都会联想到余华的长篇《第七天》，但我这个中篇，写在余华之前。天花乱坠，天马行空，兴许是件很快意的事，但要是贴着地面去想象，让想象变得真实可信，实在是件磨人的事。我因此在这篇小说中，放进去一条狗，让它成为想象落地的桥梁，成为连接生与死，阴与阳的纽带。

　　《吸毒犬辛五》，是目前为止我写得最长(六万多字)也较为轻松的一个中篇。它讲述某个城市毒品泛滥成灾，缉毒队无计可施，某天，有个缉毒队员出主意，让一群土狼狗吸毒，等它们毒瘾发作后，将它们一一放出去，它们举着极其灵敏的鼻子，不顾一切地在城里找寻毒品，很快将全城的毒品给剿灭了。这种事情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并未看见，但谁又能保证它不会发生呢?所以我要做的，就是掌握好每个小说的想象“度”：现实生活中并没有，但很可能会有。

　　在我的小说写作过程中，备受折磨的，不是小说中的故事，也不是人物，而是语言。经常是这样，一个下午，或者半个晚上，仅仅为了一段话，几十个字，我不停地折腾来折腾去，目的是理清它们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。而且，每回打开电脑，准备将没写完的小说，继续写下去时，我都会从头看起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过，略微不顺眼的文字，都会遭到我的抛弃。我希望我的小说，上一个词与下一个词，上一句话与下一句话，上一段与下一段，它们之间环环相扣，像链条一样拉得紧紧的。最后依然活在我小说里的这些文字，几乎经历了九死一生，它们还真算幸运。

　　毕竟是在空中前行，任何多余的部件，多余的行装，都会影响到飞行。

　　第三，之所以坚持尝试“低空飞行”的创作方式，是希望我的小说走得更远，抵达一个你可能料想不到的地方。

　　几乎我的每个小说，从开头到结尾，故事情节，人物命运，抑或其它方面，都会有很大的起伏和转变。《天堂无窑》中的三叔，当矿难发生后，你只以为他死了，没想到最后他还活着;《我岳父就这样老了》中的岳母，一开始坚决不办老年证，最后却主动要办老年证;《送雪回家》中的陈子鱼，一开始逃离家庭，最后回归家庭;《我是个胃口很小的人》中的“我”，由一个胃口很小的人，最后变成一个胃口很大的人;《有人落水》中的何东，死前没有灵魂，死后有了灵魂;《吸毒犬辛五》中的辛五，在它的一生了结之后，它的儿子辛六，又开始重复它的命运。

　　并且，在每个小说的背后，都放进去了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和观念。比如，《天堂无窑》，我想说，一，农民不是农民，商业时代的农民已经跟农耕时代的农民有了本质区别，他们懂得用最低的成本去获取最大的利润;二，罪犯不是罪犯，在当下，只要是不为人知的犯罪，当事人就心安理得，不觉得这是犯罪，国人普遍有犯罪意识，却无犯罪感。《我岳父就这样老了》表达的是，人老了不要紧，只要别的东西不老就好。《送雪回家》表达了四个观念：一，不要长远规划，好好活在当下;二，有遗憾，人生才完美;三，帮助别人，就是帮助自己;四，对陌生人好，更应对亲人好。

　　三

　　做小说，跟做公司、做产品不一样。现在做公司、做产品，很难标新立异，很难避免同质化，做小说则不同，优秀的小说永远是独一无二的，包括它的细节、情节、人物以及叙述方式、内在含义。

　　做小说只需一个房间，一张桌子，一台电脑。一场手指运动，便可以缔造一个理想王国。它以最低的成本，赚取最大的快乐。

　　做小说是一个人的游戏。好比在湖边建造一间木屋，从设计到搭架，从钉木板、镶嵌门窗到安梁盖瓦，从头到尾都是你一个人，按自己的意愿行事，这种很主动也很主观、不受任何胁迫的劳动过程，本身就是一种快乐。即便你建好后看见它突然倒塌，你也会哈哈大笑。没怎么的，大不了重来。当然，你要是指望拿这房子去卖钱，指望这房子成为一处著名的风景，招揽众多游人，以此换取你所需的名利，那就另当别论。那就不会有这份怡然自乐。

　　当下生活，足够精彩与荒唐，作为写作者，唯有把小说做得比当下生活更为精彩和荒唐，才会拥有读者。换而言之，在这个比我们的想象走得更远的时代，不缺精彩的小说素材，缺的是，把故事讲得比现实生活更为精彩的小说家。

　　我力求做一个非典(非典型性)作家，没有归属于自己创作上的典型题材、地域、人物乃至结构、语言，将每个小说打造成一处崭新的风景。毕竟，我们所处的时代，完全不同于过去，电子信息的高度发达，足以让我们对这个世界无所不知，我们还有什么必要“画地为牢”呢?

　　小说是用虚构的故事讲述真相，如同某些文体用真实的故事讲述假相。

　　如果说，现实生活是一个大的网吧，那么，文学就是我的氧吧;如果说，生命一直在被围追堵截，那么，文学就是我生命的一个出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