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平所见碑刻不下千数，惟对麓山寺碑有一份超越物质的感情，愿意终生厮守，朝夕相对。

    麓山寺碑虽说事关麓山古寺，但却在山下岳麓书院内，距寺门有一段路程，即便是寺中主持，要观古刻，也得向书院门卫通报一声。常有游客或书家，拿着文物出版社印行的《唐李邕麓山寺碑》或者是上海书画出版社刊印的《宋拓麓山寺牌并阴》到岳麓公园找原碑观摹，历尽千辛万苦，最后也得到书院报到。大抵是书前书后的“出版说明”将他们误了。也许写说明的人并未观过原碑，只据资料转录，以至讹传罢了。

    麓山寺牌为何在岳麓书院，说来十分复杂，涉及到儒佛斗争。岳麓书院创立之前，麓山寺已经是一座拥有七百年历史的古寺，麓山寺碑也已竖立二三百年之久，书院现今的地盘都归寺庙所有。唐末至五代，战乱频仍，官学废弃，大量的文化人涌到麓山寺，躲在寺庙的檐下读书。文化人的到来，打乱了僧人的清修、如同知识分子上山下乡．必弄出一些事端、为了解决这些人的问题．寺中僧人干脆别造一座可以不守寺规的庭院，供他们专用，这座庭院就是岳麓书院的前身。

    岳麓书院早期的声名是从乱世中获得的。随着乱世的平定，政权逐渐稳固，朝廷开始想起教育，文化人有了政府的关怀，自然不必寄居寺院的檐下，于是在庭院的基础上，营造更大现模的新所，毁碑掠地，以“淫祠”等下践的名目拆毁寺庙，连杜甫、韩愈曾寄居过的古刹道林都毁掉了，房舍与地产全归书院所有，书院的地盘大大扩展了。关于麓山寺碑的争夺，宋元时期没有记载，明清两朝，已夺归书院管理，《岳麓书院志》对这种白热化的掠夺作了记录。

    麓山寺碑最先安放在寺内还是寺外，没法考证。1469年（成化五年）知府钱澍建造碑亭，此后碑石一直在亭内。碑石嵌立的方式是值得研究的。现存的碑亭建于1962年，碑石立于亭的正中，碑面及碑阴裸露在外，两面皆可拓，碑侧砌有大理石，文字不可见。1962年以前碑石如何安放，地方志没有说明。据清代书法家何绍基《跋麓山寺碑并碑阴旧拓本》说：“昔人作亭嵌碑之后，只有碑面可拓，其碑阴及两侧俱在壁中，不可复拓，故乾嘉诸老为石墨之学者，于是碑罕及其阴。”（《何绍基诗文集》，岳麓书社1992年版，第890页）又据何绍基《跋吴平斋藏麓山寺碑宋拓本》（同上，第891页）说：“去秋在长沙，方与杨海琴、丁果臣、罗砚孙诸君商量精拓，并拆壁出碑阴，阻雨不果，待今年返湘，或遂此愿耶？”何绍基的跋文写于1865年（同治乙丑）春暮，“去秋”是指1864年的秋天，时年何绍基65岁，身患足疾，行走不便，十年以后何绍基逝世，碑是否由他坼出，尚没有查到记录。

    麓山寺碑，常称李北海碑。 730年（开元十八年）李邕赴贬所途中撰书，黄仙鹤篆刻。世人以为李邕与黄仙鹤是两人，《岳麓书院志》言之凿凿地说：“仙鹤为邕托名”。湘人将文、书、刻三者都归并于李邕，并据此称为三绝碑。这种归并，缺乏足够的证据。

    麓山寺碑通高400厘米，宽144厘米，碑头为半圆形，额篆“麓山寺碑”四字，阳文。相传曾有龟跌碑座，实测已无。碑文28行，每行三6字，行楷书。今碑石右下角脱落一小块，缺损三分之一，毁361字，左方断裂一角，上半截从16行起，只字不存，下半截尚存90字。据清代学者毕况记载，乾隆末年碑石仍完好无损。袁枚观碑时，也只说了黄仙鹤三个字没有了。据清陶赵《观麓山寺碑旧拓本诗序》说，碑石断裂是在1796年（嘉庆初年），当时“有达官遣吏拓取，不以法，碑遂裂”。又说：“达官欲题名，曳碑倒，将以摹刻，故遂折裂。”并记载碑石碎裂之后，知府沈廷瑛和油灰集残字（共94字）另置牌侧。今碑亭内壁上果然有残字。清光绪《湖南通志》载：“碑共1413字，断裂漫漶者271字。”最新查对，又损90字，光绪至今不过百余年，可见现今的损毁漫漶速度已大大高于此前的1200余年，以此速度损毁下去，再过数百年，碑石将尸骨无存。

    麓山寺碑在书院园林内，四周有翠竹环绕，从麓山寺流下来的泉水一年四季绕着碑石唱歌，仿佛这歌声能将寺庙的灵魂和碑石的灵魂贯通，还有鸟也从寺庙溜进亭内，朗诵碑上的文字，人坐在碑前，有一股袭人的静气，闭目冥想，能见天上的星河。这样的时候，自然会想到写这碑的人，想到明代董其昌“右军（王羲之）如龙，北海（李邕如象”的评语，王李并称，李邕一点也没沾王羲之的光。李邕（687－747年，字泰和）身世颇为悲切。为人刚直，不拘细节，因而仕宦颠沛，数度升沉。后被诬“奸赃”入狱，最后宰相李林甫令祁顺之、罗希爽以杖杀之。《新唐书·杜甫传》说杜甫少贫，客居古代越国赵国一带，李邕奇其才，于735年（开元二十三年）前去见他，而此时李邕已57岁，盛名在身，官绅和佛寺求文书者手捧重金，踏破阶砖而不可得，足见李邕实为有德有道的善性之人，将这样的人杖杀，佛祖看到了也不过问，实为佛祖之过，看来佛真的不是万能的。

    麓山寺的佛不再管麓山寺碑，凡人就更不能保护碑石不受损坏，因此，这碑未来的命运仍是未知的，不知谁能对碑石命运负责。